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再看，在1644年满清入关之后，明朝皇室残存的势力往南方走，一直走到海上，最后一股挑战清朝的势力是由郑成功在海岛台湾带领。为了要防范这些政治与军事上的动乱因素，清朝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 就开始实施了长达三十年的海禁，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台湾在前一年被施琅率领的军队打了下来，海禁才解开。

解禁的方式是开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管辖各自所有的口岸。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规定“番商” （即西洋商人） 的船只能够在广州停泊交易，也就是指定广州为唯一对西洋商人开放的海港。

这是破坏过去朝贡制度的新做法，所以清朝谨慎小心地推动，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范。例如洋人到广州，就只能居住在特定的狭小区域当中，而且停留的时间也有限制。再来，还规定洋人和一般中国百姓或者是官员都不能有直接互动。

这中间设了重重的屏障。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要有代表，称之为“大班”。后来许多有外国人进出、或标榜洋化风格的地方，像是歌厅、舞厅，都有“大班”。“大班”原本是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代表，“大班”可以和中国的买办或者是行商代表沟通。而买办、行商也是特殊身份，被规范为不是“正常”的中国人，会在和“洋鬼子”接触当中被污染，在他们后面的才是中国社会里的一般中国人。

然而广州开港的时机刚好遇上了西方势力大举东来。当时西方航海技术大幅进步，新型船只——不管是军舰或者是商船——蜂拥驶入了东亚海域。荷兰、葡萄牙等地的海船，过去必须转手海盗、转手中国周边的属国，才能够拿到中国的货物来进行交易，现在有了广州这个通商口岸，提供更直接、也就更有利的贸易场所。

因而最早来到广州的外国人，基本上他们都符合清朝的假定设想，他们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来，利之所趋，他们也就甘愿遵守规定，他们也就愿意忍受种种的不方便。从广州开港以来，这种通商办法没有出什么样大问题，一直到大英帝国的势力扩展到东亚海域，于是整个情势彻底改观了。

大英帝国取代了荷兰、葡萄牙的重商主义经营，改以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挟着先进的武力，迅速成为东亚海域当中最强大的势力。这套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那就不只是要追求商业利益，更着眼于在全球地缘政治上寻求最大的殖民经营机会。英国正式和中国接触的时候，它的帝国主义当中的政治关系概念已经充分地发展，也初步定型了。这样的政治关系图像，就和中国的朝贡系统南辕北辙，很快就造成了矛盾冲突。

 

依照《大清会典》乾隆朝的记录，当时的朝贡制度是分级的。排在最前面的是朝鲜，每年一贡，这频率最高，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最大。然后是琉球，他们获准得以“间岁一至”，也就是每两年可以派遣贡使团经由福建进贡。排在琉球后面的是安南，他们是两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从广西镇南关进入中国。再来是三年一贡的暹罗、五年一贡的苏禄、十年一贡的南掌（“寮国”，老挝） 等等。

有趣的是，《大清会典》嘉庆朝的名单上出现了荷兰。特别标示荷兰因为路程遥远，所以“贡无定期”，没有特别规定多久可以进贡一次，不过后面附注说“旧例五年一贡”，表示在嘉庆朝之前，允许荷兰人遵循朝贡的规定，每五年来一次。

名单上还有一个“西洋国”，规定的贡道是经由澳门进入中国，贡期也是“不定”。世界上当然没有一个“西洋国”，这个名称泛指荷兰以外的欧洲国家，清廷无从弄清楚它们的来历，所以只要它们愿意依照惯例遣贡使，于是就会被归入在“西洋国”当中。名单上另外还有“教廷”，那就是连罗马教会派传教士来中国，也都被视为是朝贡的行为，并且纳入到了这个系统当中加以约束、管辖。

重点在于到这个时候，中国的这套系统还没有受到挑战，以荷兰人、葡萄牙人为首的这些欧洲商人，他们看在庞大的通商利益份上，他们不在乎被中国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就连教廷也为了能够传教，愿意采取入境随俗的态度。

但这个架构遇到了从印度一路发展过来的大英帝国，就没办法继续这样暧昧含混地维持下去了。从康熙朝开端的1662年，到乾隆朝结束的1795年，记录上西方国家使臣觐见皇帝一共有十七次，其中六次来自俄罗斯，四次来自葡萄牙，三次或四次来自荷兰，还有三次来自教廷，另外一次来自英国。

在这十七次当中有十六次，外国使臣都对中国皇帝行了跪拜礼。唯一一次例外，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当时英国的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拒绝行跪拜礼。这是英国首次派遣正式的外交使节团到中国，也是中国的朝贡礼仪第一次遭到挑战，更是历史上中国中心意识与西方邦国制度正面冲撞的重要事件。

过去在朝贡制度当中，外交和通商始终混合在一起，其他国家为了通商利益来朝贡，才使得中国有处理外交的需要。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欧洲的外交已经是一门具备特殊地位的专业，和商业行为明确地区分开来，外交官也绝对不会和商人在身份上有任何的混杂。 

 

进入十九世纪，中国却仍然将外交与通商同等看待。道光十六年（1836年） ，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接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对中国官方一直不承认他的相对官方身份，把他视为“大班”，只能够和广州的买办、行商接触，无法和中国封疆大臣像是两广总督平等对话，他就感觉到了强烈不满。

查理·义律留下了一份记录，上面以英国式的风格写下了一句名言，用来形容中国官员的态度，说：“They speak of me, not speak to me”，意思是行商永远在中间，即使义律就在现场，官员也只对行商说话，说这些英国人如何如何，再要行商传话，而彻底忽略了英国人在场、具体的存在。

这是当时官僚体系的真实运作方式，称为“传谕行商”。不管是什么都要“传谕行商”，由行商来转达，中国官员绝对不直接和外国人交接，更不和外国人对话。在中国的世界观当中，仍然没有外交（diplomacy）这件事，没有平等的外交关系。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即使是鸦片战争，都不足以立刻改变根深蒂固的天朝世界观。1842年清廷战败，先是耆英奉命去和英国人谈判，他的头衔是钦差大臣，而他的任务是办理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在朝廷的眼中，那是通商事务，仍然不是当时西方意义的外交工作。

一般在讲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多半会提到中国最早的专门外交机构，那是终于离开了原有的朝贡系统，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理藩院”这种概念，而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一个新单位。成立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 ） ，这个时候距鸦片战争已经过了二十年。不过如果再看《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当时恭亲王奕䜣领衔上奏，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咸丰皇帝的御批就将这个名称又改成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键的重点还是加上了“通商”这两个字。

不过当时的恭亲王奕䜣，他已经有了外交折冲的经验，他就知道这个名字会出问题，西方外交官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来做生意的，干嘛跟你们的“通商事务”衙门打交道？所以才做了变通的措施，虽然皇帝御批的名称不能够改变，所以中文仍然叫做“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但是在正式的关防还有在翻译上就偷偷地、刻意地省略了“通商”这一词。

所以从这样的事例我们也就明白，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从十七世纪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对比的差异。欧洲在1648年之后，邦国的平等主权制度确立了，这形成了西方外交活动的根底。但另外一边，在东方，清朝承袭甚至还加强了“中国中心”这种天下观念，于是就使得这两者一方面在历史条件的作用底下越来越靠近，然而却又在这样的观念对比分歧底下，使得两者之间几乎无法沟通。这是这段时期当中我们不得不看到历史的其中一项重点。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