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清朝从盛世转向中叶逐渐地没落，其中很关键的是和社会制度、社会运作有关系的，最主要是朝廷和底层的里甲缺乏了有效的联系，而且底层没有可以恢复秩序的准备。一旦有动乱发生，一来朝廷很难掌握状况，乱事会在短时间之内推翻原本就松散、不密实的地方秩序；而旧秩序一旦瓦解了，又没有现成的方法能够予以复原或者是去创建出新的秩序，于是脱序混乱的状况就拖延着，进而又扩张出去，影响了更大的区域。

地方官连自己治理的辖区到底有多少人口都无法精确地掌握，无法形成人口密度分布的基本概念，如果遇到有乱的时候，那就等于失去了动员地方自主组织来初步平乱的能力。如果上报，引满人带领的职业军队大张旗鼓进入镇压，这等于又多增加了一项乱源。

和地方没有任何关联的满人部队非常的醒目，如何行动大家都看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上一集音频节目当中为大家描述、形容的“兵至苗去”。很容易借由临时散伙，让他们可以规避官军的攻击，但又有“兵过苗集”，本来就在地方上的人，只要官军稍微离开，也很容易又集结起来。

于是，没有一个可以支援军队的社会安全组织，提供根本解决问题的依赖。而从朝中的满人大臣到实际带兵的满人将领，他们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不愿干涉汉人民间事务，尽量避免“扰民太过”。

道光朝讨论鸦片的时候，反对“严禁”的其中一种声音就来自于满人大臣，他们特别强调执行上的困难。严禁、严惩的根本在于确认谁吸鸦片，如此就一定要侵入、干涉众多人民的日常生活，这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构成了“扰民太过”，这是属于满清祖宗家法特别防范的领域。是靠着林则徐的上奏，由一位汉人大臣来告诉道光皇帝，关于“严禁”这件事人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才得以有效地抵消对于“扰民太过”的顾虑。

乾隆年间的关键变化，是长期用来开疆拓土的军队转变为运用在对付内乱上。因为不断开疆拓土，军队保持活跃不懈，也习惯了在行动当中取得奖赏。但平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将聚集的苗民或者是白莲教徒打败、打散了，他们往往就消失了，等到军队攻击的压力没那么强的时候，他们又出现了。于是军队的动员、驻守、作战，在时间上也就越拖越长。

这叫做“用兵易、撤兵难”，刚开始或许可以借由拖长战争多博得封赏，像福康安与和琳那样“养敌自重”，但到后来，敌也就不需要你养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地方社会结构当中不会走了，官军的处境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棘手。 

军队长期布防，而乱事时起时灭，没有人敢保证军队离开了之后白莲教徒不会再起事，那就让军队事实上一直保持在动员状态，久了必定纪律弛废。而从皇帝统治的角度看，也没有强烈的动机要将军队撤回来。清朝的兵制里没有“解甲归田”这件事，因为拓边而扩大规模的军队，如果没有仗可以打，还真不知道要叫他们做什么呢。

“八旗”扩张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入关之后又加入了“绿营”，他们都是职业军人，而且得到的是比一般行业来得优渥的待遇。又因为以满洲血统为核心，在帝国的结构当中占有比较高的地位，满洲人不可能离开这个组织，原本的汉人进来了之后，也很难让他们自愿离开。

中国历史上的士兵多半是义务性质的，被国家动员来的时候，甚至要自己带粮食、备武器，哪里有像“八旗”、“绿营”得到这么优渥待遇的？军队规模有增无减，军费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但另外一方面“地丁合一”之后，人口增加不会给朝廷带来更多的税收，于是国家财政收支就越来越难平衡。

 

乾隆、嘉庆年间，连续出现好几件都很花钱的事。

一件是海盗问题。事情是从安南（今越南）开始的，原本黎氏国王的政权，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遭到西山地区的阮惠起兵推翻了，是为“前阮”（有时又称“西山朝”）。到1802年又一次改朝换代，不过新的国王也姓阮，叫阮福映，这就叫做“后阮”（“阮朝”）。

安南是清朝的属国，当时黎氏就向宗主国求救，乾隆皇帝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清军进入了安南，攻占了他们的都城黎城，协助黎氏复位。不过孙士毅因为贪功没有立即班师回朝，守军在黎城“漫无筹备”（《清史稿·属国列传二》），以至于后来被阮惠的西山军反攻击溃，必须动用福康安去收拾局面。

福康安的大军驻扎在镇南关，阮惠就来求和了。福康安仗着自己是乾隆皇帝跟前第一大将，自作主张接受了让阮惠取代黎氏当国。乾隆皇帝也承认这项决定，还以上谕称赏福康安的“牺牲”，意思是说如果不接受求和、坚持打仗，一定能够赢得胜利、换得封赏。接受阮惠求和，等于放弃了这大好机会。

“前阮”对清朝的态度仍然带有高度疑虑，所以就积极筹建海上的实力，透过法国传教士的引介，得到了法国人来协助造船、练兵。这支安南海军成立了之后，却经常在海上和中国的海盗勾结，资助他们兵船之外，还以官衔相诱，将劫掠所得充作军费，如此就助长了华南海盗的影响范围。

海盗中势力最大的是出身福建同安的蔡牵。而当时的浙江巡抚阮元，由于有对付凤尾帮、水澳帮等海盗的经验，他的眼光比较开阔，就拟了一套向当地官商募捐的办法，由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另外建一支抗衡的舰队。总共打造了三十艘配有巨炮的大船，叫做“霆船”，雷霆万钧的“霆”，船只的尺寸与吨位都比蔡牵的船舰要来得大。

这过程充分显现出即使海禁已开，朝廷对于海洋事务仍然严重缺乏理解。因为阮元的做法竟然被广东巡抚孙玉庭参奏攻击，理由是什么？说“从古以来治海疆者，论海防而未闻海战”（《防剿洋匪情形疏》），认为对付海盗就应该要加强沿岸的防御，而不是出海去跟海盗打仗。这件事在当时是违背官场基本观念的。

在阮元的坚持下，李长庚的舰队还是建成了，之后接连击败蔡牵，军威大振，有一阵子海盗就收敛了些。不过蔡牵也在升级自己的海上战力。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李长庚虽然一度将蔡牵的军队封锁在台南安平鹿耳门，最终还是让蔡牵脱围了。

为了这件事，皇帝降旨责怪李长庚。李长庚上书回复：“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清史稿·李长庚传》）他指挥的船都比蔡牵的船至少要矮五、六尺，那就更不用说队伍当中的其他船舰了。可见蔡牵的船升高的规模。

本来李长庚主张因应之法是再造新船，因为“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但是这样的意见、主张被闽浙总督玉德阻挡否决了。虽然皇帝下诏追究这件事，毕竟没有再造更大、更新的船。而等到西洋船舰进来，那就不管是官军还是海盗所拥有的船，和西洋船相比，都变得不算一回事了。

 

海患要花钱，另外还有河患，河患也花大钱。黄河的问题累积了超过千年，河岸一直不断加高堤防，变成河水从人家屋顶上流过的这种奇观，任何人都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迟早一定会酿成灾祸。

没有可以彻底疏通的可能，就只好一再雇用大量的民工，继续加高堤防。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终于决堤，改道山东夺大清河河道出海。如此一来，虽然河道下降了，但大批的泥沙也随着注入到山东运河段，就使得大运河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容易淤积，进一步就影响了南粮北送的漕运。

漕运又连带影响到运盐。传统上盐是专卖制度，这是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只要有专卖，当然一定会发生走私。能够建立专卖，是因为北方产盐不足，需要仰赖淮盐北运来支应。粮食要北运，盐也要北运，很自然就会结合在一起。

淮北的盐要运送到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五霸十杠”。船运当中河道深浅不同，从深水进入浅水，必须要换船。换船的时候货物要搬下船再搬上船，不同的船有不同空间安排，所以往往还要进行重新分包。基本上，盐是从价钱比较便宜的地方朝越来越贵的地方运，这中间五次换船，不断分包改运，最后价值二十两的一包盐，在过程当中要多加十几两的成本。

官盐从产地到销地，涨价了将近百分之七十。这么高的货运外加成本，就让不必走官盐途径的私盐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稍微卖得便宜一点，就能够招来很多生意。私盐大量流通，盐枭当然也就坐大了。白莲教徒活跃的地区，会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组织行为而要驱赶他们；但相对地，盐枭活跃的地区，人民反而能吃到比较便宜的盐，所以就不会有人积极协助官府去取缔他们。

运送过程剥削越严重，官盐越贵，私盐的利益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好比官盐卖到三十块，私盐可以卖二十五块；等到官盐涨成四十块，私盐就可以卖三十五块。私盐盐枭只要敢冒险，就能够坐拥庞大的利益。如此，私盐买卖所属的社会秘密空间一直不断地扩大，于是从清朝中叶到清朝末年，底层秘密会社和其他变动因素复杂结合、彼此加强，就构成了朝廷无法解决的大困难。

盐商有从煮盐、晒盐到运盐的特许，然而很多盐商到后来也身兼盐枭。朝廷给予盐商特权，也知道特权很值钱，于是各级衙门遇到财务困难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去跟有钱的盐商借钱。官方要借钱，你能不借吗？如果不借得罪了官员，将来特许的特权可能会生变。

但借出去容易，要讨回来可就难了，那又怎么办呢？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越过官府，直接将部分的官盐变成私盐，靠着卖私盐的获利拿回来。因为衙门借了钱没还，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盐商兼当盐枭的现象也就一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穷究也无法穷究。 

包世臣曾经写过一篇专论漕运弊病的文章《剔漕弊》，描述漕运沿路有很多“卫”，也就是“保卫”的“卫”，那是军事机构。一个“卫”有一名“千总”，负责保护漕运；然后有文官大臣担任“漕臣”，另外再委派“押运帮官”，一个负责押有载货的船，另外一个负责卸货之后回程的空船。经过的每一省都有自己的“粮道督押”，各省“督押”之上，再设一个统合的“总运”。沿途还有很多文武官员，还有另外其他的名目像是“漕委”、“督抚委”、“河委”等参加进来。所以从瓜州上行到天津，牵涉在内有几百人。

怎么可能需要这么多人来“押”、来“督”呢？其中大部分当然都是冗员，是纯粹来分利益的，大家心照不宣。然而这种闲差便成为各级官员保举、任用私人的渊薮，不只是谁都无法予以革除，甚至到后来大家都加入抢夺的行列。这些人的利益从哪里来？当然就从要求收费运粮的“帮丁”那里抽取。所以一趟官粮、官盐的运费高得吓人，因为太多人在中间要分好处啊！

所以你看，漕运也很花钱，清朝花钱的名目那可多了，一路一直不断地这样花，国库当然受不了，当国库受不了，没有充分的财用，这个朝廷稍微遇到变乱，就会支应不过来了。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