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讲到了梁启超在清末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他有效提升了当时中国知识人不需要自己懂西文、也不需要等中文译本，能够走捷径取巧经手日本来学习西方学问的程度。同时，梁启超他也累积了日文当中的汉字词汇，所以可以方便运用来转写他关于西方事物的文章。

而那个时候，日本有一批精通中文的人，他们刻意协助将已经有日文翻译的重要书籍再翻译成为中文，来帮助中国可以更快速地和世界接轨。这些人他们具备一种原始的“中日共荣”的观念。

当时的世界局势是欧洲势力大举入侵亚洲，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如果要对抗欧洲，光是自强是不够的，还要联合亚洲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旁边、关系如此密切的中国。日本非但不能够不理会中国，而且不能够坐视中国沉沦糜烂。因为如果中国被西方国家给瓜分了，成为人家的“次殖民地”，就必定会连带拖累日本。

将书籍译成中文是一种协助中国上进的手段，支持梁启超或者是孙中山这种和清廷作对的人是另外一种手段。在日本，梁启超比在中国还更感觉到“新民”——也就是让中国人民得到新知识、培养新态度——的重要性。再加上日本书籍当中提供了许多超脱中国文言表达框架的说法，这都有助于梁启超他在短时间之内成为最了不起的中文文体大家。

 

再回头看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不过在戊戌年动荡之后，两个人的思想发展，尽管双方主观意愿都要维持紧密的互动，却明显地渐行渐远。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茶坑村的神童，从小就显现在读书考试上的特异能力，也很自然走上了传统科举的主流道路。他原本心无旁骛追求，以为世界无非就是准备科举该读那些书籍内容的情况，在遇到了康有为而被震撼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