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从文献考古以及甲骨文当中，我们大概可以整理出来商人文化的特性。

商人之所以能够在东方崛起，很可能和他们的畜牧的本事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其中可以看得出来“卜旅”非常的重要。

“旅”有两重的意思，一是旅行，二是军旅，两者重叠之处就在于长程移动。在那么古远的时代，长途的移动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到了商代后期，商人却经常在移动，需要经常卜问“旅”到底是急还是凶。

另外商人用卜甲，而不只用卜骨，也指向他们高度的活动能力，尤其是成熟的运输条件。青铜器的铸造也是如此，四处的铜矿跟锡矿，要能够从很远的地方送到安阳来。

为什么商人要特意发展这些需要运输条件配合的事物？那是因为这个民族刚刚兴起的时候，靠的就是“服牛臣马”，懂得用别人不会的这种方式驯服动物来为人类服务。他们当然就有强烈的动机，不断强调自身的特殊本事，来彰显他们跟其他部落、跟其他方国之间的差距。

安阳殷墟挖掘出一种车马坑，而且不只一个地方发现有马、有牛被埋在里面殉葬。牛、马之外，还有鸟兽坑，甲骨文记录的祭典里，最多有一次用到三百头牛的。

安阳出土的兽骨数量也的确非常的惊人，车马坑是将一整架制作精美的车，再加上拉车的活马一起埋进去的，为什么这样做？显然也是在炫耀，商人有这种车马运输的能力，而且能够拿这么多牛、马、鸟兽来当做牺牲。

再举一个可能的相关例证，《史记》将周之前的朝代叫做“殷”，它的历史记录在《殷本纪》中，而今天我们通用的名称则是“商”，我们一般都称“商朝”，“商”比“殷”要来得普遍许多。

整理甲骨文的时候，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我们找不到商人自称为“殷”的记录。所以“殷”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显然是周人用的，而且是带有贬义的。

周人要表现跟商人亲近，表现对商人尊重的时候，他们就用“大邑商”；如果要表现敌对跟轻蔑，他们就说“殷”。商人的自称其实是“商”，显然“殷”这个名字是胜者为王之后的结果，在周人战胜了商人之后，随着周人的语言习惯被留了下来。

周代早期，仍然是“殷”、“商”并用，但到了东周之后，“商”越用越少，“殷”越用越多。两个名字的消长，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商”和“商人”在此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就拿前面这两集音频节目来说吧，如果大家拿去给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题材、题目的人听，你就会发现他们听到到处都在讲“商人”，他们可能觉得这是财经节目吧？现在中文里“商人”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做生意的人。

用“商人”来指做生意的人，这是早在东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不过在古代中文里，那个时候更严格、更精确一些。有句成语叫做“坐贾行商”，意思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开店铺、做买卖的，这叫做“贾”；那种跑来跑去，将货物从这里买，运到那里卖的，才叫做“商”。

虽然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据，但是经过比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中间的关联。传统的解释是周人克殷之后，周公将殷遗族流放，所以他们就转行去做生意。

“商人”变成了做生意的“商人”，我们现在可以将字义的重叠推得更远、更紧密一点：行旅、运输早早就是商人他自我标榜的民族印记。他们懂得用动物的力量来进行远距离的移动，这项长处后来就变成了“行商”的基础。于是此“商”和彼“商”就会有了同样的称呼，或者说，民族称号的“商”就转变成为行业称号的“商”了。

我们在这里简述、整理一下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

在东方有这么一个民族，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因缘际会有了突破性的能力，培养出驯服以及畜养大型动物的特殊本事。如此产生的第一个效应，是增加了他们的移动力和运输力。

第二个效应，是刺激他们把对动物的掌控能力运用在军事上，所以又增加了他们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人类很早就发明了轮子，把运用轮子做成的车改由马来拉，就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并且进行攻击。这就是我们在殷墟当中所看到车马坑最清楚、最具体的意义。

商人能够运用远大过于人的兽力，让兽、让动物的力量为他们所驱策，如此一来，周围的其他部落很难抵抗他们的势力，打不赢有巨大动物的兽力来协助的商人，所以周遭的部落就不得不臣服在其下。

在驯服兽力、运用动物力量的过程当中，商人也必然和动物发展出特殊而且暧昧的关系。我们今天会看到、会接触到动物的机会，是餐桌上死掉的动物，是家里跑跑跳跳的猫、狗、鸟，是动物园围栏里面的大象、长颈鹿。我们很难体会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对人所产生的恐怖威胁。

就算你找到了方法驯服这些大型动物，但一项事实永远在那里：这些动物比人大，随时可以伤害人。面对大型动物，那个时代的人类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主人。所以你一方面驾驭动物，让他们为人服务，但另外一方面，也就必须害怕拥有着巨大力量的动物，你必须随时提防着他们。

在商人和动物的关系里，动物既是助手，也是威胁。人必须拉近和动物的距离，才能够充分利用动物的力量。然而和动物越接近，动物能施加予人的伤害也就越大，对人的威胁也越大。当动物翻脸不认人，就真的不认人，人这个时候，在动物的旁边跑都跑不掉。

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民族，随时都得和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相处，借由控制这股随时可能转过来毁灭自己的力量而得以壮大、而得以发展。这种心态就成了商文化的基础底蕴，也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根本模式。

商人最早发展出和大型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个事实显然也影响了他们对于“人”以及什么是“人”的看法。

之前提过了考古挖掘出来的“奠基坑”里有人骨，甲骨文也经常出现人殉和人祭。小屯殷墟出土的墓葬坑里，依据甲骨文学家胡厚宣的统计，扣除能够辨认的墓主尸骨之外，一共出土了三千六百多具其他的尸骸，这还只是能够算得出来的，另外有很多支离、窜乱、无法明确凑成整副的骨骸的还有很多。

出土的墓坑一共有两百多位墓主，却牺牲了将近四千个人作为人殉或人祭。人殉或人祭并不一样，人殉指的是和墓主有特殊关系、对墓主有特殊意义的人，在墓主死了之后，一起被埋进去，等于是陪伴这个主人去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这些人是谁，也许是墓主的妻妾或者是他的童仆。

墓坑里面，人殉骨骸通常保留完整，数量也不会太多。数量多的，一般就是人祭，一堆骨骸杂乱地放着，几十具甚至上百具都有，这种骨骸很难还原，甚至连要算清楚有几具都很难，几乎只能够依靠头骨来计算，而无法将一具一具的尸骸拼凑完整。当年下葬的时候，显然就是毫无分别、草率地堆在一起。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了之后，史学家依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讲到古史一定要讲奴隶制社会。人殉，尤其是人祭，就被视为商代时奴隶制社会的铁证，也就是说，那些被草率埋进墓坑里的是奴隶，是墓坑主人的财产。这样的说法有其道理，但是值得更进一步的探索和补充。

从甲骨文来看，早期最常被用在人祭上的是“羌”。今天我们日常语言里面说到的“羌”是指“山羌”，那是一种类似羊的动物，但在商代甲骨文当中，“羌”显然是一个民族的称号，而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后来从“羌”的称号发展出“姜”姓，而“姜”在周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大姓。

甲骨文中明白记录着当时经常以杀“羌”来进行祭祀。“羌”是商人征服的民族，是商人的奴隶吗？让我们先换一个角度来看，检验商人对外关系上他的主要敌人。

甲骨文上记录的最常跟商人有武装冲突，是“人方”“鬼方”“共方”。而甲骨文里面，我们却不会看到商人用动物的名称来丑化他们的敌人和他们的对手，这和后来周人的习惯大大的不一样。

周人的传统后来更进一步地被内化在中国传统里，是用人和动物的分界来抬高自我的地位、来凸显自我中心。所以中国人是“人”，不是中国人的，就是“夷”、“狄”、“犬戎”，周人用动物来命名这些他们眼中不是人的人。

商人不是这样，在甲骨文字上清楚区别的。对待“人方”、“鬼方”、“共方”，那是“伐”，也就是“讨伐”、“征伐”的“伐”。行动之前要进行的是关于战争，或者是战事的一种卜礼。然而对待“羌”以及其他几个今天无法传写成为现代中文的民族，甲骨文用的字却是“猎”，行动之前的卜礼内容，也是“卜猎”。

换句话说，在商人的世界分类架构里，“人方”、“鬼方”，这是人的范围，“羌”却是属于动物的范围，因此那种杀了大批“羌”的祭礼，我们今天看来，是以人作为牺牲，所以是人祭，然而在甲骨文当中，那就是“祭”。

例如说在祖甲改革之前，“祭伊尹”是非常重要的仪式，而在甲骨文记录祭仪当中，就经常列着“牛三百、羌五十”，“牛”和“羌”是并列的。

从现在的观念来看，挖出了墓葬坑，发现有人骨，也有鸟兽的骨骸，我们很自然就会进行区隔，这里是“人祭坑”，那里是“鸟兽坑”。但是从甲骨文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分法，在商人的祭仪当中，恐怕不是这样区分的。

这里关系到商人对待动物的基本态度。商人眼中的动物，是能够被他所驯服、运用，放在身边，但却又不时可能会带来破坏跟威胁的。或许以这个标准来看，“羌”就是一种人形的动物。

“人方”、“鬼方”、“共方”，那是明确的异族部落，有的时候跟商进行联盟，有的时候发生冲突，彼此之间是人的关系。但“羌”不是，像看动物一样可以被商人所用，也经常被猎捕来为商人所用。

后期的甲骨文，尤其是祖甲改革之后的甲骨文里面，我们开始看到了暧昧、变动的迹象。在改革之后的“彤祭”里，甲骨文会出现“羌二人”的记载，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羌”就是“羌”，都是和动物、兽类并列的。

“羌五十”这是制式的表达方式，这个时候出现了“羌二人”，显现商人看待“羌”的态度有了改变，把他们挪移进入到“人”的范围，而不再像传统上摆放在“动物”的领域里。

我们也可以透过甲骨文，试着还原这个现象。商人和“人方”、“鬼方”、“共方”打仗，如果抓住了敌人，那是俘虏，可能变成奴隶。但如果是“羌”等这几个特殊的族，他们的族人是经常被商人刻意猎捕的，捕来了就以对待动物的方式来对待。重点并不在于外表的模样，而在于商人的文化认定。

对于商人来说，“人”最重要的定义是有祖先，也就是有“鬼”。有“鬼”在后面帮助人、替人撑腰。所以叫做“人方”的是人，叫做“鬼方”的也是人，“人”跟“鬼”是在一起的。“人方”、“鬼方”表示他们背后都有祖先，和商人是一样的。

商人相信，如果是跟“人方”、“鬼方”打仗的话，除了现实当中的征战，在祖先居住的鬼域里，商人的祖先也和“人方”、“鬼方”的祖先在争斗着。要打赢现实的战斗，就得要确保鬼域里的商人的祖先比敌人的祖先更强、更有力。

那相对地，什么是“兽”呢？什么是“动物”呢？那就是背后没有鬼叫做“兽”。没有祖先会保佑你。“兽”、“动物”的存在，只有单一的现实层次，没有复杂的人间跟祖先两个领域交错互动。“兽”没有自己的祖先，所以会被商人用来当做牺牲，不用怕“兽”的祖先来报复。

以动物作为牺牲，商人相信，如此可以和祖先的魂灵更有效地沟通。“兽”、“动物”就扮演了在人间跟鬼域交流的角色。

商代后期出现了“羌二人”的说法，饶富意义，显现本来被视为“兽”的族类，这个时候取得了比较高的，进入到“人”这样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应该是“羌”的势力有决定性的加强、变化，逼得商人不得不调整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最有可能的，就是“羌”在西方，因为长期和周人联盟，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东方的商人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迫，于是和周人联盟的“羌”跟着水涨船高，从商人眼中传统上的“兽”变成了人。

过去商人理所当然把“羌”视为“兽”，但是“羌”和“周”勾勾搭搭，“周”是个商人绝对不敢小看的方国，绝对是“人”，是有“鬼”的人，必须认真对付，影响所及，商人难免集体在心里嘀咕：那“羌”呢？“羌”的后面真的没有鬼，没有祖先吗？

于是新一代的商人，面对新的局势，动摇了，开始以对待“人”，而不是对待“动物”的眼光来看待“羌”。

商人借由运用动物建立起他们的势力。他们有了能力之后，第一，他们不断扩张占有的领域；第二，他们不断扩张他们能够影响的范围；第三，他们不断累积他们能够结盟和征服的对象；第四，他们不断找到有效的方法来组织新增的土地和人。在整个商文化、商朝的发展当中，这四项条件缺一不可。这是我们目前对商朝历史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