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来探讨一下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尤其是“成一家之言”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究天人之际”原则的贯通，这在上一集节目的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才使得司马迁得以写出很不一样的历史书来。这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条件。后世有了“正史”的固定观念，又把《史记》至于“正史”的第一部，以至于使得太史公这份“成一家之言”的用意、精神被埋没、忽略了。司马迁绝对没有要写一本“正史”，他写《史记》就是要摆脱当时流行的历史书写方式，要写出贯串着独立独特原则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解释《史记》的格式和结构说：“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这种后来被称为“纪传体”的格式和结构，是司马迁发明的，为什么要有“本纪”、接着有“世家”、有“列传”、有“书”、有“表”，他说明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这样的格式与结构是和司马迁对历史的功能跟目的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为了要达成历史的功能与目的，才特别设计出这样的格式和结构来的。

从《汉书》就沿用了这样的“纪传体”，“正史”传统形成了之后，“纪传体”又成了“正史”的基本体例。同样是“纪传体”，但《史记》和后来的其他“正史”这几部书之间，其实是存在着绝大的差异，那就是“成一家之言”的用意和精神。对于太史公来说，“纪传体”的设计与运用，是他为了要实践“成一家之言”的有机部分，他动用了过去没有人用过的复杂彼此扣搭的形式来记录历史，以便让读者能够从阅读中掌握到“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的分析以及智慧。

“本纪”记载的是最高当政者的作为，同时发挥对于大事提纲契领的作用。然而就连在排比帝王世系上，司马迁依照他的原则形成他的史识，都有不同于当代、不同于后世的安排。最特别的，是他列了《项羽本纪》。这不完全是抬高项羽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已，更重要的，是借这样一篇“本纪”，来清楚说明秦末的真实局势。

从秦实质灭亡，到汉高祖统一全域，这中间有一段时期，项羽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虽然那个时候他挂的头衔是“西楚霸王”，但现实上，所有其他的“王”，包括刘邦的“汉王”都是项羽封的，名义上地位比项羽高的“义帝”楚怀王也被他杀了。刘邦建立的新朝代，并不是打败了秦而成立的，是在攻灭了项羽之后才形成的。尽管汉朝建立之后，依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把自己订定为“水德”，表示是承秦代而来，但太史公司马迁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就把项羽放了进来，凸显了“楚汉相争”的重要性。

亡秦的，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刘邦跟他旁边的功臣在历史上主要的戏剧性经历，主要是对付项羽，而不是对付秦国。这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看到的，也是他在《史记》中如此借由《项羽本纪》有效传达给我们的。

另外，在《史记·高祖本纪》之后，接着的是《吕太后本纪》，而不是“惠帝本纪”，《史记》也没有“惠帝本纪”。《汉书》做了不一样的安排，它既有《惠帝本纪》，另外又有《高后本纪》，一先一后。

《汉书》着眼的，是帝王继承的形式，汉高祖皇帝的位置传给了汉惠帝，所以它先要有“惠帝本纪”。但是司马迁要诉说的历史，实质要比形式来得重要，因此他没有写“惠帝本纪”，这就明白地表示，在吕后的掌握下，汉惠帝从头到尾都不曾真正地去行使过皇帝的权力，这段时期的统治功过，在吕后而不在汉惠帝的身上。

而且《史记》通称的吕后，到《汉书》中改成了高后。称“吕后”而不称“高后”，也有司马迁的用意。在他“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判断中，吕后并不安于当汉高祖的皇后，她企图要建立自己的吕姓王朝，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在吕后掌权的这段时间中，她要建立吕姓王朝的野心，是促成历史变动的主要力量。我们要了解“古今之变”，就不能不看到这样的重点。

除了“本纪”之外，对于世家，太史公也有特别的设计。他设有世家，是为了对应封建制度中的贵族身份。司马迁将封建时代主要封国的历史，写在世家中，也将有特殊人格或经历表现的重要人物，写在世家中。比如孔子，有《孔子世家》，还有陈胜，也是在《陈胜世家》中记录他的生平。

“本纪”以帝王为主，借此将大事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出来，本身带有编年史的功能。“本纪”中只列出纲要的事件，在“世家”和“列传”中会有透过人物呈现的戏剧性细节。另外有“表”，把历史上动荡变化最复杂的时代，分项表列，让人一眼可以掌握各个不同领域发生的事的彼此时间关联。

另外还有“书”。《史记》中其他部门都以“人”为主，而“书”则相对地是以“事”为主的叙述。以“事”为主，那就能够凸显制度、社会组织、变动风习等力量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屏除掉看历史以为一切都在人的意志控制中的这样的误解。构成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有很多是集体性、结构性的因素，并不在任何人主观控制之中。

而《史记》八篇“书”之中，《封禅书》尤其具备了“成一家之言”的特殊意义。《封禅书》的开头，有表面文章说明为什么在历史中有这么一段特殊记录，然后罗列了过去“封禅”的种种事迹。但你只要仔细读，读进去了就会发现，“封禅”明确地是以秦始皇为分界，在秦始皇之前，和秦始皇之后，“封禅”的概念和做法，大不相同。

关于这部分的故事我在《史记百讲》的节目中都有提到，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听听在具体的记录内容上是怎么回事。

《封禅书》仔细记录了汉武帝的另外一面，绝对不可能写在《今上本纪》里的更真实的一面。前面的文章是司马迁不得不用的障眼法，读起来煞有介事，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封禅”似的，但读下去就了解了，他非但不相信，而且还是瞪着大眼惊讶地记录：唉，关于可以通过封禅来实现长生不老这样荒唐的骗局，竟然都有人相信，还信到这种程度！

信的人是谁？前有秦始皇，后有汉武帝。在这件事上，汉武帝是秦始皇真正的传人。我们后世历史习惯上将“秦皇汉武”并列，但你要记得，在太史公的时代，把“今上（汉武帝）”和秦始皇摆在一起，这是严重犯忌讳的。前面解释过，“汉兴七十年”间，最大的思想课题，就是把秦代视为错误示范，去追问“秦到底怎么错了，以致于十五年就灭亡了？”

秦始皇的种种做法，在汉代人的眼中看来，都是错误的，因而以“封禅”的史实来呈现汉武帝和秦始皇的类似之处，这是带有高度现实批判意味的。

《史记》里另外还有《平准书》，再加上一篇独特的集传《货殖列传》，把武帝一朝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精确有效地表达出来。《平准书》是制度史，它就记录了武帝朝大举建立的国营和专卖制度，大幅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货殖列传》则记录了那些靠着买卖累积了大笔财富的人，让我们看到他们和社会一般人快速拉开的贫富差距。

《平准书》的结尾，记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如果遇到了干旱，只要杀了桑弘羊，天就会下雨。”桑弘羊就是这一套国营和专卖制度的设计者兼执行者。用民间流传的话，司马迁也明显地表达了他的“一家之言”，他的历史评判。这套制度在经济上压榨人民，使得人民痛苦不堪。再加上“货殖”发达带来的贫富不均，武帝一朝的繁荣和对外的征伐，实际上是建立在百姓的不幸上，绝对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么风光。

正因为这样的历史态度，对于“今上”，对于现实表现出高度批判的态度，太史公没有办法公开地书写、发表他的完整的《史记》。如果不是任安遭祸即将离开人世，他很可能也不会去写那封为自己辩解的信，在信里面清楚表达写《史记》的关键人生意义。一方面，一般世人无法理解这样的理想；二方面，这样的理想是干犯当时政治威权的。

《汉书·司马迁传》在抄完了《报任安书》之后，也只加了很小的一段话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显见在司马迁还活着的时候，是无法让《史记》流传的。要到了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才正式公开了《史记》的内容。

即便正式公开了，《史记》流传的内容，仍然和太史公原本写的，有一些差别。依照颜师古的说法，一百三十篇中少掉了十篇，其中最可惜的，是他写的《今上本纪》不见了。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将《史记》视为太史公的“泄愤之书”，他对于武帝朝的记录受到这种心理影响，所以被认为不可信。这样的说法，一方面太小看司马迁，以及他那份必须要忍辱苟活来实现的理想；另外一方面也太轻视一般读者的检校判断能力了。

要判断《史记》是不是一本“谤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书中内容，从实际的记录中去抽绎理解司马迁的根本价值信念，然后看他对待不同时代不同人不同事，是不是有双重、乃至于多重的标准？记录汉武帝以及当时的人和事，他是不是违背了自己一贯的信念标准，另外采取更严苛、不理性的否定的态度？还有，同时代的人和事，分散在《史记》各个不同篇章中，我们也可以采集比对，看其中是否有因为强烈情绪介入所产生的前后矛盾不一的地方？这些人和事，也还记录在其他的文献里，也就更可以采来对照看太史公在《史记》中的说法，是不是有离开事实的地方？

太史公和《史记》在中国的历史上，再重要不过。他所揭示的历史精神尽管在后世不断遭到误解与扭曲，然而只要《史记》的这本书存留着，只要司马迁这个人的典型还在，总会有人从中得到启发，学习着要用司马迁主张的方式来记录历史、看待历史。从此之后，中国的历史理念，就在暧昧的“一家之言”与官方朝廷的“正史”之间反复地摆荡着。

“正史”所代表的，是由政治权力来决定的单一标准答案，一旦定了就压过其他的说法，甚至取消了其他的说法。“一家之言”却相信，只有经由特殊而且明白的标准进行评断之后，历史才有意义。史家的责任，不只是在于记录，还在对于记录进行评断，更重要的，你还要说明你评断的标准，说服别人接受你这样的标准。

后世能够受到尊重，真正取得权威地位的“正史”，基本上都必须要通过这样的考验，得以传承这份历史的精神。当“正史”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水平时，“正史”的地位就下降沦夷了，相应地，私人著述“一家之言”就在“正史”之外蓬勃地发展。

司马迁的历史精神，的确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春秋》，承袭《春秋》。然而《春秋》跟后续开展的一套“春秋学”，毋宁比较接近是历史哲学，重历史的教训与意义，相对轻历史的实质记录。太史公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将这样的历史哲学建立在坚实的记录基础上，把历史的事实面和意义面，进行了有机的组构。从此之后，中国史学的追求，就不能在事实面和意义面中偏废其中的任何一边。

司马迁从《春秋》继承来的主要信念，就是相信人类的活动是有一定的准则的，我们可以、我们更需要从历史当中整理看出这些准则来。历史不是一堆杂乱的活动总合，表面上的杂乱底下，有着不变、不可动摇的规律。而且这样的隐藏规律，不只是单纯的因果律，种了什么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而是带有强烈的道德是非意义。历史会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集体道理中，什么事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是不能做的；还有，什么事是应该做的，什么事不应该做。这中间有清楚的伦理和道德的是非。

从历史中弄明白这样的是非，才是太史公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也因此，我们才会从理解历史中得到切身的体会，影响和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改变了我们立身行事的这种选择。

司马迁对武帝朝有尖锐的观察，也有着含蓄却严厉的批判，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他自己身上仍然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氛和性格。

武帝这一朝最独特的性格，是外放、夸耀，是一种超越既有限制、要测探并且拓展边界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司马迁要做的，是过去别人没做过的，要把历史从最古远的地方一网打尽一路一直说，说到当代。因为有着这样的追求和自我期许，所以司马迁给了自己“太史公”的称号，当然也是与意气昂扬的时代氛围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样昂扬、夸张的意志，就绝对不可能有走过死生荣辱，并且还能够完成《史记》的这份决心。

掌握这份昂扬、夸张的时代气氛，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历史上另外一项特殊的成就，那就是文学史上经常凸显出来这个时代特殊的文类，称为“汉赋”。关于汉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为大家说明。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