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提到了，王充并没有到过洛阳，也没有入过太学，那是他毕生的遗憾。作为一个“乡曲之士”，在他的《论衡》书中，充满了对自我精神的保护和安慰。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儒生”和“文吏”的辩解中。

例如，他在书中特别区分“儒生”与“文吏”，说：“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一般人认为“文吏”比“儒生”高明，因为人们看到“文吏”会做事、有用，然而这是对“文吏”和“儒生”的双重误解。事实上，“文吏儒生，皆为掾吏，并典一曹，将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笔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余。不知之者，以为皆吏，深浅多少同一量，失实甚矣。”

让“文吏”和“儒生”来担任同样的职务，两人写出来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一样，但“文吏”有的，就是写出来的那么多，“儒生”则除了写出来的那些以外，内在还有很多其他的许多。人们只看到他们表现出来的，看不到内在的深浅多寡，这和事实相差甚大。

王充当然自认为是“儒生”，因为是“儒生”，内在丰富，在世俗的眼光中，却被“文吏”比下去了，才会一直这样抑郁不得志。

从这样的论理中，我们就看得出王充的根本关怀。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牵连到自己身上，十足地以自我为中心，他拿来衡量事实和道理的标准，是自己的遭遇，尤其是自认大才不得用的困扰。出于这样自我中心的计较，他所提出的主张，常常令人意外地感到琐碎、浅薄。

就像是拿来比较“儒生”和“文吏”，王充给的场景，竟然会是官衙里的小公务员职务（“曹”），他要主张的，竟然不过就是“儒生”和“文吏”一样会写公文，除了写“公文”之外，儒生还有别的知识、学问，所以别人将“儒生”和“文吏”等同看待，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