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从来不只是元朝
大家好，我是杨照。
拉近南北差距，分裂到统一的调整期
在讲这段历史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理解中国在这个时候被划入了蒙古的疆域当中，变成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关于这样的变化跟发展，很清楚的有几件事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首先，蒙古人将长期分裂的中国南北统一了。从辽朝壮大之后，经历了金朝，北方长期有部分领土和南方分属不同政权。而且金朝和南宋的对峙给北方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北方的经济生产条件本来就比较差，经过战乱，再加上分裂无法和南方有效地进行交换，使得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
宋朝以降，中国近世史的突出现象，包括城市的发展、交通运输便利、范围更广大的市场网络出现、市民文化的形成等等，都在南方得到充分的进步。以至于到了明代，而有了全国性经济体系的大幅改造，有了特殊的“资本主义萌芽期”。然而如此重大、划时代的变化，并不是平均发生的，而是有着地理分布的不同。
南宋持续朝向更成熟的近世经济与社会状况进化，北方在金朝统治下，很多方面却是倒退的。工匠技术上，从采矿、炼金、铸铁到其他工艺产品，都比之前粗糙简略。交通与城市基本上停留在北宋的水准，北宋时最繁荣的汴京，当然就相形退化了，不再能维持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所记录的热闹、华丽、充满节庆享受。
逐渐地，在物质基础条件上，南北进入了两种不同的时间，一边快速进步变化，一边呈现停滞，甚至在很多方面保持不住原本北宋所形成的状况，几乎要退回中古时期了。很明显的，如果这种分裂继续存在，后来明朝的繁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蒙古人南下，统一了中国，在元朝近百年的时间中，南北差距有效地被拉近了。这里有“道学”北传的发展，朱熹及其门人在南方建立的强大知识与道德信仰体系，到元朝才打破了原先的南北藩篱，得以开始在北方流传。换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所开展出的文学、表演新形式“诸宫调”，在元朝传入南方，又在南北文人的投入、创新后，而有了辉煌的元杂剧成就。
元朝是中国重新统一的调整时期，将南方的特色元素传入北方，也将北方的送进南方，使得到了宋金分裂晚期简直快要成为两种不同文明的变化终止了，转而朝向南北统合。
另外特别在中国作为一个市场的发展上，元朝影响很大。北宋开发出的不断扩张市场网络，到了金朝，在北方中断了。而蒙古人是个高度机动的民族，他们建立的驿站系统带动了人与货物的流通，借着更有效的运输系统重新再将各个城市，以及城市周边地区联系起来，铺设了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的条件基础。
中国文化面临“重新选择”的自由
蒙古给中国带来地第二项深远重大的影响，来自于异质、外来文化因素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的刺激挑战效果。
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有如此巨大的外来文化力量进入中国社会中。蒙古帝国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新现象。《马可波罗游记》大大有名，但历史上很长时间中，这本书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质疑。
最大的质疑点，也使得要辩护其真实性的人不得不感到语塞的，是这本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汉人。游记记载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到中国的经验，但怎么会没有一般认定的“中国人”？没有写中国人，没有遇到中国人，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人真的到了中国？
到今天，各方的证据显示马可波罗确有其人，游记中所记也大致为史实，已经不再如此被质疑了，同时我们也就明白了，在那个时代，蒙古人有蒙古人自己的生活圈圈，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活动，他们并不轻易和汉人混合。
回头看中国历史，提到世界性的帝国，我们往往会想到唐朝。
而蒙古帝国带来了比唐朝更多的外国人，比唐朝更多元的不同人不同文化，唐朝的“国际关系”仍然还是以西域为主，在范围上比元朝小多了。蒙古帝国不仅幅员广阔，而且他们有高度动机，政治的与商业的，乃至于社会的，这些高度的机动性就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人和物质，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来到了中国。例如，各汗国仍然以居住在中国的大汗为尊，在政治上他们也就有需要来中国。来到中国的各方人士，会受到这里的统治者礼遇，他们的宗教也可以在中国成立组织，受到尊重与保护。
这样的环境对于传统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挑战，在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可能。说白一点，你有可以选择不要当汉人、当中国人的自由与动机。在民族史学价值笼罩下，讲元史很少讲汉人改换蒙古姓名的潮流，也很少讲元朝灭亡之后出现的特殊“元遗民”现象，许多汉人，其中不乏读书人，他们不愿认同新成立的明朝，选择继续效忠于元朝。
蒙古帝国下的元朝，提供了多元选择环境。蒙古人可以选择改用汉人的生活方式，倒过来汉人也可以选择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就面临了“重新选择”的自由及其压力。要还是不要继续维持中国文化，要还是不要继续当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中国文化，而不是转而加入别的团体，过他们那种不一样的生活呢？
元朝的汉化程度到底有多少？
出于对于元朝的敌意，明朝建立后留下了一个说法，形容蒙古人对传统儒学的轻蔑与高度破坏——“九儒十丐”。也就是在元朝的社会阶级制度中，儒者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点，甚至还不如娼妓。
这不是历史的完整事实。元朝对待儒生，是建立了特殊的“儒户”，将之视为一种行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取得了这个身份。这种身份和景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是平行并列的，视为一种应该被尊重的信仰。你可以选择作“儒户”，也可以选择作“基督户”或“穆斯林户”，各有其不同的身份。当时历史的确切状态，是中国文化失去了必然地位，成为元朝提供给其子民的选项之一。
因而读元史，重要的起点是暂时将民族史学中这种“所有外族最后都成了文化上的中国人”的偏见先放一边，尽量客观地检验史料，尤其遇到传统上声称是汉化重要现象的人与事，我们都要稍微小心一点。
例如在民族史学的偏见下，忽必烈会被特别凸显出来，作为汉化的关键人物，等同于北魏孝文帝。确实，元朝是由忽必烈建立的，他周围也有比较多重要的汉人谋士提供意见。从中国历史上看，他是“元世祖”，但这样的封号与地位，不应该遮蔽了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忽必烈同时是、也一直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他的大汗头衔从来不曾被中国的“皇帝”尊号取代。
从“元世祖”到元朝最后的“元顺帝”，这段时间每一个统治中国的蒙古领袖，都同时是蒙古大汗，他们去世之后，除了中国式的谥号庙号之外，都还有蒙文的尊号。忽必烈的蒙文尊号用汉文音译是“薛禅”，在他后面的元成宗，蒙文尊号则是“完泽笃”。我们认为的每一个“元朝皇帝”，其实我们一定要记得，他们更主要的身份其实是“蒙古大汗”。
所以这个时候元朝的历史跟蒙古帝国的历史我们必须用这样平行，有时候重叠的眼光来予以看待、解释，这才是让我们能够还原在蒙古帝国下，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所受到的高度冲击。也才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能够去体会、能够解释，即使是经过了蒙古帝国这样的剧烈的震荡，为什么后来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到了明朝能够卷土重来，甚至开出新的局面来，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课题。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024.0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