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上一集我们提到，元朝在税制管理上实行包税法，层层分包，朝廷只管拿固定的钱。

“包税法”的好处是不必为了税收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朝廷不必费心管理就能保障收入，然而“包税法”明显可见的缺点在于层层分包之后，中间承包者扣取大批利润，不只是赋税压力大幅增加，而且没有固定的赋税数额，今年和明年可能就因不同承包者而有很不一样的税收要求，对于人民、社会产生极大的骚扰。

中国在历史上从封建转型为帝国的过程中，基本价值观以社会安定为重，不管是出于中央集权或爱民护民的考虑，都将“包税法”排除在外，只有极少数大动乱时代才有零星的案例。“包税法”的运用，清楚显现出不同文化体系背景的“色目人”对于蒙古不必依赖汉人不必汉化来进行统治，就带来了强烈的影响作用。

特别提到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回回”阿合马后来掌握了税收大权，又推行一些专卖制度，因而引发政治危机，后来他被武官王著诱杀了。

但忽必烈的统治仍然延续阿合马从伊斯兰教地区带来的风格。如果没有这些对中国来说的异质经验，蒙古人不可能那么快进入到农业地区建立政权，或者应该说，不可能不依赖汉人协助建立包括庞大农业生产领土的政权。

蒙古帝国分成中国、天山南北路的察合台汗国，再往西，北边是金帐汗国，南边则是伊儿汗国，这是主要的结构。但这是一个不平均的结构。察合台汗国始终维持高度的草原性质，而其他三个地方则都有发达的农业生产与城市生活。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不用说，伊儿汗国有同样悠久的波斯农业背景，金帐汗国依靠的是俄罗斯的传统财政基础。而在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也都出现了许多协助蒙古人从草原游牧文化迅速适应统治农业经济、农业民族的中间角色。这些人和蒙古人之间，有紧张、有冲突，却也有合作、有结盟，相当程度上就是靠着他们和蒙古人的合作、结盟，才在中国建立并运作这样一套单轨多层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