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明朝建立了之后，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发生了“郭桓案”。郭桓是户部侍郎，被查到和当时的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共同“侵盗官粮”，也就是将从南方运来的官粮从中扣扼以谋私利。

这又扩张成为大案。户部是管粮食的，那到底侵夺了多少官粮呢？被扣下、偷走的官粮又去了哪里？从这两个基本问题追查下去，愈追范围愈大，愈追牵连愈广。

在追查被盗官粮的过程中，数字不断增加，最后以七百万石结案。七百万石！这是何等惊人的庞大数量，然而这还只是妥协之后公布的数字，原本都查到两千多万石了。一来如果每一石都要查明去处、有人负责，那得查到何年何月，二来又要株连多少人？所以才以七百万石当作句点。七百万石的弊案，牵连到两万多人，这里面绝大多数又是官员及其家属。

肃贪、查赃粮的做法，背后有律令依据。《大明律》是明代订定颁行的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唐律》是第一部真正具备完整体系的律令，之后各朝便以《唐律》为底本进行增删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借由和《唐律》对照，来理解《大明律》的特色。

首先，《大明律》中关于死刑的运行方式，除了《唐律》中规定的“绞刑”“斩首”之外，多增加了“凌迟至死”。这项刑罚的重点在于不只要取走犯人的性命，还要延长其过程，尽量制造最多的痛苦，作为加重惩罚。“绞刑”“斩首”行刑都很快，“凌迟”却要拖很久，而且到后来愈拖愈久，有时甚至超过一天。

其次，《唐律》的刑罚中有戍边、有流放，《大明律》多了一项，叫做“充军”。犯法遭到惩罚，流放到边境去担任防卫工作之外，还要被纳入“军户”。“军户”制度承袭自元朝，因而重点在于世袭。也就是这样的罪刑会“祸及子孙”，一旦“充军”，罪责严重者其后代就都是“军户”，只能当军人，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摆脱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