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从宋代到明代，非常重要的就是理学的发展，这是近世中国史上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非常重大的思想运动。

我们看，在元朝的时候，理学家吴澄他有一段文字，在《谒赵判部书》这篇文章里，他就讨论：“然则何如斯可谓豪杰之士？”他带点自豪地说“我朱夫子”，表示自己传承朱熹，认朱熹为自己的老师。

他先提到朱熹的答案是“才智过人者”，作为“豪杰之士”的定性描述；再来提出自己的进一步解说，重点放在“过人”二字，也就是要有与其时代、环境相比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能力。接着他举例：战国时期，天下之人都为名为利而奔走，为了夺得名利，甚至不惜做出欺骗社会、不名誉不光荣的事，原本最重要的仁与义无法得到实践；再加上还有杨朱、墨子等混淆视听的理论滔滔流行，将天下弄得更糟。当时孔子的弟子也都凋零殆尽，就在这样最糟的境况中，出现了孟子。

孟子彻底违反时代流行，既不趋向功利，也不被杨、墨的理论困惑，坚决立志学习孔子的正道，这是何等的勇气啊！孟子“过人”之处，就表现在当时一般风气皆弃绝孔子，但他非但不受影响，更坚持自己看到、认知的真理，挺而与时代风气对抗。这样的气魄造就了“豪杰之士”，也是靠着孟子的这份气魄，得以将孔子的真理传递下来。

然后吴澄还有这一句：“以战国之时而有孟子，盖旷世一人而已！”很清楚地，这里没有荀子，整个战国时代只有孟子一人，因为他能够对抗自己所处的时代，敢于和众人不同，也就是敢于坚持自我，信守自己所领悟的真理。

在孟子之后，孔子的学问道理又失传了，历经秦汉、三国到隋唐、五代，超过一千年的黑暗时期。这段漫长时间中，儒家只剩下一些教僵化陋习的“俗儒”，更多人则是被佛教、道家那些非常可怪之说所吸引，没有出现任何一位“豪杰之士”。唯一勉强的例外是韩愈。

到了宋朝，有了文化上的大突破，出现了许多拥有特殊才能的人。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几乎同时崛起。他们崛起的背景是什么？学校里都教些没有价值的内容，学生们都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周敦颐竟然自己体会出中断了千年的真理，而“二程子”（程颢、程颐兄弟）又独具慧眼选了周敦颐为老师。邵雍则具备了能够洞视“天地之化”的奥妙道理，整理出最精微象数规律的能力。这些人对吴澄来说，都是“盖世之豪杰”。因为他们突出于一般世人之上，他们敢于不与世人弹同调，而追求世人看不出价值的真理，这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

吴澄又继续说：他们的豪杰成就在时间中又被磨损了，到了南宋，距离二程子、张载他们的时代将近百年后，在偏远的福建出现了“朱夫子”朱熹。朱熹是新一代的“豪杰之士”，孔子的学问真理在他手中有了集大成的汇聚整理。

但是从朱熹的时代到吴澄写这篇文章时，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吴澄问：“以绍朱子之统自认者，果有其人乎？”现在可有能够以同样的勇气与决心继承朱子的人吗？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毋宁是豪迈的感叹句，意思是：我就是认同这种“豪杰之士”生命价值观，义不容辞要来继承朱子的人啊！

吴澄在宋、元之际表白这样的立场，从他眼中看去，理学在宋朝并非主流，当然到了宋朝灭亡后，更有了新的存亡危机。

从历史事实上看，理学的发展到朱熹是重要转捩点，靠着朱熹的努力，理学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创建为正统，成为士人学问上的权威。吴澄想像的那种早年“道统”的困境，其实到朱熹之后基本解决了，学习儒学、承担“道统”不再是令人意外、违背潮流的选择。

然而金人占据北方，蒙古人进一步威胁南下，使得“道统”再次受到危害。新的社会风气是依附蒙古人，学习蒙古语，和有权力的蒙古人、色目人应酬交陪；其次也可以听命于蒙古人，接受政权所给予汉人、南人的政治与社会角色。

和吴澄同辈的还有两位儒者——许衡和刘因，刘因恰好和吴澄同年出生。许衡、刘因两人都是朱子的信徒，熟读朱熹的文章与理论。他们都认定“朱子之学”是天下至高的道理，也是个人人生的中心指导。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各方面都如此相似，也都以“朱子之学”为人生哲学指南的这两人，在关键的政治参与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许衡在元朝扮演近乎“国师”的角色，在蒙古人理解汉人、订定对汉人政策上有过相当的影响。刘因却终身不仕，和元朝政权保持很远的距离。

许衡选择将理学、尤其是朱子的道理用尽量简白的文本，甚至以蒙古异族的语言，说给新的统治者听。这是他出仕的理由。刘因则选择不和权力靠近，以便坚持从朱子那里学来的为人处事的道德原则，不因威胁或利诱而妥协。两人都相信自己必须在这非常环境中承担“道统”，而承担的第一步，就是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个别决定。

到了明朝，情况又出现巨大变化，甚至影响了理学的根本精神。此变化又和明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从一个角度看，朱元璋也算“道统”中人，有意识地协助复兴了理学。朱元璋将“朱子学”定为官学，规定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主要教本，也就是以朱子的思想为标准答案。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朱元璋和士人的关系大不同于创建宋朝的赵匡胤。赵匡胤是真的感觉到需要士人的协助，以解决上百年武人乱政的问题，彻底创建完全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寻求王朝的安定延续。他具体订定“重文轻武”的王朝基本性格，借由拥有文化与思想能力的文人来阻挡武人继续像唐末五代那样荼毒社会。

另外，赵匡胤也要借考试取得地位的士人来彻底消灭仅存的豪门势力，创建一个单纯取决于文化能力、文明程度的社会流动机制。低级层的人家可以靠读书考试向上提升，原本位于高端层的人受到威胁，不能一直理所当然地维持地位，就再也没有豪门贵族了。

朱元璋表面上废弃元朝的制度，重新和士人创建紧密的政治关系。然而在宋、元之后，汉人社会已经平整化了，军人没有那么大的势力。虽然元末一时各方部队蜂起，也无法改变文化中已经深化的轻视武人的价值观。天下一统后，武人很快就退回为背景角色，即使是将领们也都根基短浅，不像唐末五代有长期盘据的藩镇。所以朱元璋自己就能够处理、排除武人在统治上的分权威胁，不需要士人的协助。

另一方面，朱元璋也不需要借用士人来压抑豪门，因为社会上完全没有贵族能够存在的空间。于是朱元璋将士人视为行政上的工具，由君王来运用，位阶上绝对低于君王。如果说宋朝是“君王与士人共治天下”，那么明朝的统治模式毋宁更接近“君王与宦官共治天下”，而士人只是君王统治意志的运行者。

宦官永远在宫中，不只和君王亲近，更重要地，他们不会在君王看不见的地方厚植自身实力，形成统治上的威胁。相对地，文人、士人、文官系统底下有家族系统、有地方实力，也就有发展为可与朝廷分权的潜在可能，无法获得君王真正的信任。宋朝创建起的义田、讲学风气，到了明朝后期，却被朝廷强力抑制，就是这种不信任的明显表现。

理学在明朝受到了“成功的诅咒”，成功地提高了地位，非但不再被打压忽略，还成为朝廷意识形态的正统；然而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理学之所以成立、之所以吸引人的那份英雄豪气，当然一并也就没有了豪气所带来的对于个人选择、个人道德承担的强调。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历史环境当中，明朝的理学必须经过一番挣扎，在挣扎当中脱胎换骨。中间关键的人物是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理学的这个领域带来了什么样的突破贡献？我们在后面的音频节目当中再继续为大家说明。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