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理学在明朝的发展。

讲到理学，一定要上推到朱熹。朱熹是个集大成者，要将所有的“理”——人伦与自然之理——全都统合在一起，这样的野心是感人的，所成就的庞大系统也是惊人的。

这套系统的轴心在“性即理”。有天理管辖万事万物，那我们如何认识天理？天理就在我们内在的本性中，人的本性是按照天理形成的，因此我们作为人，就取得了认识天理的基本能力。天理不是外在、陌生、不相干的。我们靠这份亲近性与理解力，去研究万事万物，逐渐“格”出其道理，而能够“致知”。刚开始是认识事物的个别道理，累积到一定程度，“感而遂通”（语出《周易》），理链接起来，于是天理对我们彰显了。得到了通盘的天理，也就是天理流行。

王阳明在龙场决断地将朱熹的系统一剖为二，事理归事理，人理归人理。简单直截地说，就是：怎么可能从竹子的道理联系到了解做人的道理？这两者不是像朱子理论中假定相通的，而是明白断裂不同的。作为人，当然是学习人的道理比较重要。

在此，王阳明对于“知”有了新的定义。《传习录》中，王阳明先刻画了什么是理想的社会。投射在“唐、虞、三代之世”，即尧、舜、夏、商、周的时代，老师只教一件事，学生也只学一样东西——世间之人是一体的。我看待所有的人，和看待我自己，在保护安全、提供教养的基本条件上都是一样的。

在那样的理想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想法、一种价值观。很自在就能实践这个观念的人，是圣人；经过努力能够做得到的人，是贤人；而如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违背，不管再怎么聪明有能力，都被当作“不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