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明朝的财政状况。

明朝的国家财政主要由户部来管，但是除了户部之外，还有其他的单位也跟财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兵部在这方面也很重要。

“卫”“所”是明朝的军事机构，它们的经费是用分配的。什么意思呢？一个县或一个州来负责供应一个卫、一个所。分配到的州、县，财政收支就脱离户部管辖范围，改成隶属于兵部。还有，兵部需要用马，交由民间以摊派方式来养马，养马各户的田赋、力役也都转由兵部管理。后来发现效果不彰，便改弦更张，重新征收田赋、力役，再将这方面的收入找专人养马。但是这些民户的田赋、力役就继续放在兵部，没有归回户部统筹收支。另外，驿站也属兵部，由附近的里甲负责提供资源，这部分的财源也从户部转归兵部。

总体来看，兵部和户部在财政划分上有很多的交错混杂。而兵部和户部是平行单位，互不隶属，理论上他们的交集在上面的共同长官，也就是皇帝，只有皇帝能够整合这两个部门的业务。然而皇帝可能有那样的精神和本事，去了解这中间的复杂关系吗？

另外还有一个和财政关系密切的单位是工部。以今天的概念来说，工部负责的是公共建设。今天公共建设首先必须确认预算，例如将两亿四千万拨来盖一座桥梁，这是用钱算的。明代工部的运作则是要分项确定材料的来源，需要多少木材由哪个地方出，多少石头由哪个地方出，还有工匠又是由什么地方负责提供。

这就牵涉到摊派。摊派到这地方，规定本来缴米、缴豆子给户部的，现在就改成缴木材给工部，于是户部原有的收入就减少了。户部经常为了这种事情对工部表示不满，产生紧张甚至争夺，但在户部跟工部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协调机制，没有在两者之上的、最为需要的一整套完整的国家会计设计，也没有统筹国家会计的财政部长。

财政部和财政部长最重要的工作是管预算。明朝的财政却只有一个不精确的数字作为预算的基础，那就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所订定下来的“两千七百万石”。朝廷的首要执行责任就是每年要收到这两千七百万石，依照这个传统所定下来的额度层层分派下去，不管各地征收的条件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两千七百万石这个数字不能改变。更夸张、更荒唐的是，也不管国家总体需要花多少钱，或真正花了多少钱，这两千七百万石也都不会变。

两千七百万是“定额”，而不是“预算”。“预算”的意义与作用是事先估计、调配，大致可以有多少收入，需要多少开销，让两者不要有太大的差距，维持平衡。但明朝的国家财政岁入（两千七百万石）是固定的，岁出更麻烦，没人知道会有多少。其中最麻烦、最没有底的是宫中的开销。

自明朝以后，皇帝和朝廷彻底合一，过去宫廷和朝廷由两套收支，这样的安排方式也被打破了。汉朝九卿当中，太仆、光禄勋等是管宫中事务的，宫中收支和皇帝私库也由少府管理，和朝廷财政是分开的。明朝取消宰相，以前宰相带领朝廷所形成的独立系统消失了，皇帝自己担任朝廷领导，于是就让朝中、宫中以前分得很清楚的这样一种制度的单位，这个时候混杂在一起了。

一方面，皇帝的公事和私事无法分开；另外一方面，皇帝的私人开支和朝廷的公共开支也分不开了。万历皇帝的长期怠工，就是这种情况带来的严重后遗症。一直到宋朝，皇帝要册封妃嫔，和朝廷百官无关，那是皇帝的私事，由皇帝自己决定，有什么仪式、什么花费也从皇帝私库里开支，不需要让朝廷知道。宰相统领朝廷并为皇帝处理对外事务，宦官为皇帝处理私密的宫中事务，如此明确分工。立太子因为牵涉到下一任皇帝人选，比较敏感，才成为既公亦私的交集议题，但其他如册立妃嫔，甚至废立皇后，一般外朝都不参与意见的。

然而到了明朝，这些分际都被打破了。万历朝时，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典礼是由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以内阁大学士身份主持的。如此当然也就使得外朝对于皇帝的言行，不分内外、公私，都有着许多意见。宫中开销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明朝帝国的官僚体系庞大，上上下下一共有两万名正式官员，光是京官就有两千多名，另外还有五万名胥吏，在名义上，在制度的安排上，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是由皇帝自己领导、管理。另外还有皇宫，那是在紫禁城围出的一个小王国，其中包括超过五十个单位。宫中所需的物品，基本上都在小王国里生产，在这个紫禁城里有众多的工坊，由工人匠户在里面工作。

宫中开支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户籍来处理的。什么意思？工人成为宫中匠户后，于是就脱离了原来的户部管辖，他也就不需要再缴交田赋。而担任宫女的也有特别的户籍，称之为“女户”，一个人进宫当了宫女，她的全家就得到了免征的待遇。

朱元璋的理想是用户籍性质来管住每个人，农户就务农，铁匠就一直打铁，都不要变动，来创造一个最稳定的社会。不过这种理想真的不可能实现，最终只能要求世代至少要有一人来继承这项专业，而名义上其他人也不能转入别的专户，所以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事唯一不受专户限制的行业——去从商，去做生意。这是促使明朝商业发达的另一项重要因素。不过这其实是朝廷制度的一个漏洞，所以换句话说，商业方面朝廷也管不到。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朝廷也不想管商业，因为商业的多样性实在是太复杂了，朝廷只能够用非常简单的规范来管所有的事物。他们管不到商业，就将商业化归为私领域，意思是说，在商业的运作的过程当中，出了任何的状况、任何的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朝廷不管，朝廷管不到。于是在商业的领域，尤其是跟商业有关的法律规范，在明朝当然是付诸阙如。这就变成了向反方向限制商业可以正常发展、正常扩张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萌芽期为什么只萌芽，却没有办法快速地成长茁壮？那是因为这个土壤、这样的条件让商业长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有着各种不同的混乱，在交易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无法信任，有许多的混乱局面，商业也就没有办法扩张它的规模。

再回头看宫中的开销，用这种明显侵夺户部收入的方式取得，而紫禁城这个小王国在开销上几乎不比外面的大帝国少。官僚系统上上下下两万名官员、五万名胥吏，七万员额，巅峰时期的宫中宦官也到达七万人，如果再加上宫女还有其他人员，那就表示，依赖皇宫生存的人，绝大部分时间达到十万人之多。十万人也就意味着十万户，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户籍，有十万户基本上是免征的，那就不属户部管辖，也就是户部要征税的时候是征不到这些人的。而这只是人力成本，还没有算进其他的物资开销。

而且宫中开支牵涉到皇帝的绝对权力，于是也就表示不可能有定额。皇帝不受制度所限制，皇帝觉得要增加就立刻增加，没办法有预算。像正德皇帝，最有名的就是他不要住在原来的宫里，他要盖豹房，他下令盖就得盖，那需要问说钱从哪里来，该把预算编在哪一年度，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收支预算？不用也不可能，不会考虑事先有没有这笔预算，更不可能用“没有预算”“没有安排这笔开销，所以我们得放到下一个年度去”为借口，皇帝不接受。皇帝做事情的方式，他要就开始做。这种“没有预算就不能够开销”的说法，在皇帝面前是行不通的，皇帝的欲望是没办法用这种方式阻止的。

于是，这么大宗的开支都是由皇帝的主观任性来掌控，不能列预算，因而也就很清楚，整体的国家财政不可能会稳定。这是在明朝的国家制度当中长期就存在、随时可能会爆发的潜在的危机。危机爆发过很多次，而且跟整个国家的社会还有经济生产彼此互动，但是最麻烦的是没有人能够预见、没有人能够掌控这些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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