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的朋友你好！这里是“钱都去哪儿了？从税史看中国”节目，我是李炜光，欢迎大家来此相聚。

上集提到，明代不得不接承了一些元代的制度和政策，但也有越过元代，朝向宋代文化复归的倾向，为的是重建儒家伦理，恢复宋代已经发展起来的基层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要找回汉族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尽管经历了上百年的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冲击，儒家思想并未彻底断绝，而是通过宗族、书院、戏曲、诗词等形式保留在社会底层、草根之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向地方社会的下沉，说明中华文明具有一种将暂时性的政治军事失败，转化为长期文化优势的一种“自适应”能力。

在进入明代以后，这种能力就在基层社会的重建方面显示出来，转化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修复能力。

在基层社会这个层面上，元代统治者并非无所作为，他们看到了汉族文化的强大的渗透能力和凝结能力，并未试图完全清除唐宋遗留下来的乡礼村社制度，在形式上还予以保留，如推行五十户为一社的“社制”。

他们的做法是，设法将这种基层社会组织改造成为国家直接管控的手段。出土的元代文书显示，社长的主要职责是催缴税粮，监督农事生产，还负责推广蒙古习俗等等，而宋代的乡里制就没有这么宽泛的职能，并且还保留着一定的士绅自治的空间。

显然，元代的做法使基层社会发生了一些性质上的改变，而对中国传统形成了一定的伤害。这种伤害表现为，地方精英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管控更加直接，皇权专制的触角达致社会底层。

所以就有了进入明朝后，一批知识和政治精英向儒家传统范式复归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强调基层自我管理的理念和互助合作精神，重建中国传统的乡土道德，并且将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其中不只是继承，还有所创新。

这样做对当时的国家财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为税收征纳本质上就是甲乙双方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基层社会的良序运作，在纳税者群体的组织动员、税款自封投柜的缴纳方式、征纳双方发生纠纷时的中间调解等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