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照。

 

我们看到在东方和西方十七世纪的发展，产生了对比的差异。前面提到了，欧洲在1648年之后，邦国的平等主权制度确立，形成了西方外交活动的根柢；但另外一边清朝则是承袭甚至加强了中国中心观念，就使得这两者之间几乎无法沟通。

从西方列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就是中国一直顽拒，固执不愿意派任全权代表。“全权代表”是从法文pleins pouvoirs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确认这个人得到了充分的授权，可以在谈判时进退折衷，以便和对方达成协议。当重大事务进行谈判时，欧洲国家就已经习惯要求有“全权代表”，要有人说话可以算数，会议谈判才有意义。如果无法定案，那就只能够来来回回、浪费时间罢了。

可是在中国的绝对皇权观念下，只能有“钦差大臣”，意思是由皇帝派任去执行特殊任务，执行这一项任务时具备有等同于皇帝的权力。但“钦差大臣”做的决定，皇帝还是可以否定，皇权最终仍然在皇帝身上，不会交付给任何“全权代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绝对距离，就使得任何大臣不可能得到这种外交谈判所需要的信任。

林则徐奉命查办和鸦片相关的“海口事件”，获得了钦差大臣的身份，他也将规划的处理方式向皇帝上奏，还得到皇帝的赞许。然而雷厉的禁烟行动最终引发英国大军压境，皇帝可就反悔了，他痛责林则徐，别说林则徐两广总督身份不保，几乎连命都没有了。

鸦片战争打输了，必须向英国求和，英国提出的条件是要有“全权代表”来进行谈判，才愿意停止他们的军事行动。当时道光皇帝知道后，御批简单四个字：“可恶之至”。后来英法联军侵袭，咸丰八年（1858年） 时，谭廷襄以直隶总督身份到大沽口谈判。英、法方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来者是“全权代表”吗？谭廷襄无奈地表示：我不可能是“全权代表”，没有任何人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够具备“全权”，谁呢？那只有皇帝啊。

西方产生“全权代表”观念，是在西发里亚条约后的列国制度中多次试验得到的教训。双方在可能爆发战争的紧张状态，或者试图要结束战争时，就必须要由真正能拍板定案的人坐下来谈判，你来我往，有攻有防，有进有退。如果没有办法有效谈判，谈判时也没有办法确认对方有多大的决定权限，双方很容易误判，而造成意外的重大伤害或带来重大的损失。

在过程中，西方国家发展出内外机制，确保“全权代表”一边取得君主与政府的信任，也知道另外一边如何防范谈判中的越权主张与行为。

然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种过程，皇帝和他所派去的代表之间，没有这种信任管辖机制。更重要的，皇权本来就是可以后悔改变的，皇帝甚至不受自己过去所做的决定约束，这是绝对皇权的一部分。

 

另外，清朝迟迟无法接受外国使节长驻在北京。驻在外国首都的大使制，也是西发里亚条约之后，欧洲发展出来的重要外交惯例，的确得以发挥很大的缓冲作用。两国之间如果出现紧张情势，第一时间就能够有面对面的对话，一来免去了许多互相猜测，越猜越离谱、越猜越有情绪的状况；二来“见面三分情”，有外交礼仪居中缓和，不至于当场口出恶言，这边客气几句、那边也会应以客气几句，让协商进行得比较滑润一点。

大使的存在可以争取时间。第一时间先表达、反应到大使那里，然后可以想一想，摆在眼前的局势到底有哪些解释，又有哪些变化的因素，可以有些什么样处理的方案。想清楚了，国与国大阵仗对垒起来时，也比较不容易擦枪走火，酿成了意外的发展。

然而在中国，也没有这种平等外交考量，有的只是“华夷之辨”“华裔之防”。在清朝，主政的满洲人原本属于“夷”的那一边，因而他们近乎病态地必须格外强调“华夷之辨”，将自己树立为“华”的非常坚实的中心，不得对其他的外围势力让步。

在1858年“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英国摆明了如果不能得到“驻使权”，他们就不会罢兵。不得已，清廷在这一点上终于退让了。草约的内容呈给咸丰皇帝，皇帝当然很不高兴，他表示“天津条约”中有四大害。他对四大害的评价顺序是：第四是赔款。第三是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内地游览。第二是将通商口岸从沿海延伸到长江沿岸。而第一害，也就是让皇帝最严重、最难吞得下去的，就是“北京驻使”。

后来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习惯统纳为“割地赔款”；不过对咸丰皇帝来说，赔款相对没那么严重，最严重的是让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且依照与北京之间的距离来评断其严重程度。外国人可以离开原本限定的通商口岸，真可恶；外国人可以沿长江深入中国，那就有点恐怖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外国人竟然都要进到了天子脚下了！

为了要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咸丰皇帝明确提议，应该将关税全部让给英国，来交换取消这“四大害”。后来是在桂良等涉外大臣的劝谏底下咸丰皇帝才未坚持。心态上绝对不愿接受外国人进入中国，不愿和外国人交互，在办理外交时不就等于自己先折断了一条手臂，放弃了这块空间，当然也就不可能培养谈判的能力。

 

和西方接触过程中，还有一些清朝摆明了拒绝协商的，例如觐见皇帝的跪拜礼。这一项冲突点倒不是出于误会，而是双方对于跪拜的意义看法不一样，所以无法折衷。

在中国和西方，跪拜都是严重的大礼，表示臣服。欧洲传统上有两种跪拜礼，一种称之为骑士跪拜礼 （knight's kneel） ，那是世俗封建制度中的权力表现，武士向君主表示接受隶属的上下关系。另外还有一种是在教宗面前所行的跪拜礼，那是表示对于宗教权威的彻底服从。

之前荷兰因为是新教国家，跪拜就不牵涉到后面的这一种意义，比较容易处理。但对英国人来说可就麻烦了。英国信奉的是国教，英王同时具备世俗与宗教上的双重权威身份，于是英国使臣如果行跪拜礼，那就不只是现实权力问题，而是带有信仰、乃至神学层面的纠结。

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中间有这一层宗教的因素，清朝这边当然无法理解。马戛尔尼不是绝对不能跪拜，但他需要确认所行的是单纯的骑士跪拜礼，只有世俗的意义，不牵涉到宗教信仰上的权威。如果对于英国国王与教宗之外，非基督教的人物或圣像行跪拜礼，这是严重的渎神行为，要受到下地狱的永恒惩罚的。

而中国的礼仪，不只是跪（kneeling） ，甚至还要拜（prostration），这就显然比较接近宗教性的跪拜，这不是世俗的臣服表现，因而马戛尔尼不能够让步。在中国，这就是最普遍也最绝对的天子地位象征，将皇帝和其他人在地位上彻底区分开来。清朝正因为它是一个外来政权，不仅更着意于遵守这些汉人的宫廷礼仪，还要加码保证臣对君的彻底服从，以杜绝汉人的抵抗意识。

清朝对于跪拜的重视远超过明朝。即便是亲王，即便是军机大臣，见到皇帝除非有特别的恩赐，否则都必须“跪对”。所以在清朝当官，升官到有机会至内殿面见皇帝，就必须加紧练习。练习什么？除了如何应对陈奏之外，更重要还要练跪。要能久跪，至少能够跪一、两刻钟不动，不然如果在和皇帝应对时跪不住，很可能就会犯了“失仪”之罪，招来不测之祸。

如此坚持的原则，遇到了西方对于跪拜同等重视与谨慎的心态，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问题、起冲突，就成为清朝外交上的难解之结。从乾隆朝开始纠缠，竟然一直要到光绪朝，进入二十世纪，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才明确规定了“觐见礼节”的细则。从此所有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只需行鞠躬礼，彻底取消了跪拜礼。

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问题上，过程中清朝赔上了许多外交机会，更制造了更多不必要的外交危机，因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